在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时，既要重视生理因素，也不能忽视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必须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起来，从整体的观点出发，更全面、更有效地探索人类健康的机制和防治疾病的途径。

癌症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在癌症的临床治疗实践中人们逐渐注意到心理社会因素与癌症的发生发展和治疗存在联系。

研究证明：给予间脑机能以良好的情绪刺激，就会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而不良的情绪刺激则会降低免疫系统的功能。就癌症而言产生了抗癌或致癌两种截然不同的免疫效应。

一、“脑”与“身体”的关系

Ader 1974年的实验表明，大脑可以影响免疫系统。

他通过给兔子喝糖精水后注射环磷酰胺使之产生恶心。正常情况下，一次注射足以使兔子将糖精水和恶心建立联系而回避糖精水，然而，当只有糖精水而没有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的情况下，降低了兔子的T淋巴细胞。

由此，他创立了心理神经免疫学（PNI）的术语。大家都在探讨PNI的详细机制，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大脑与淋巴器官有直接的神经联系，同时也存在免疫对大脑反应的反馈机制。

大脑不仅可以与免疫器官发生联系，还可以直接与神经肽和淋巴细胞的激素受体联系，淋巴细胞也可以产生这一类的化学物质，说明大脑和免疫系统是相互联系的。

二、“情绪状态”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尽管心理学家早已提出，经常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人更容易患病，但是对其具体的致病机制的分析基本局限在现象描述和简单相关统计的水平上，缺乏实证性的机理验证。 

近年来，医学心理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进而为情绪状态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具体机制。

1、情绪状态与免疫系统功能

许多研究者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情绪状态及其所伴随的生理反应直接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积极的情绪状态会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而消极的情绪状态则减弱免疫系统的功能。

例如，Stone 等的实验发现，情绪状态与作为抵御一般感冒的第一道防线的抗体：唾液中A型免疫球蛋白（S-IgA）的分泌有直接关系，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增强 S-IgA 的分泌并提高免疫反应水平，而消极的情绪状态则减弱S-IgA的分泌并降低免疫反应水平。

而且，Stone 等的研究还发现，增加令人悦意（而非令人不快）事件的发生频率，可以使被试的免疫反应在随后的几天里保持较高水平；甚至在随后的几天里控制令人悦意事件的发生频率，仍然可以使被试的免疫反应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与之相对，增加令人不快事件的发生频率，则会导致相反的效果。

2、情绪状态与疾病易感性

Cohen 等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消极情绪状态会提高人们对疾病的易感性。

在一个实验范例中，他们将 420 名被试系统地安置于有 5 种呼吸病毒的情境中，并单独或成对地隔离 7 天。

结果表明，病毒感染率及临床感冒率与消极情绪（包括消极情绪状态和消极情绪特质）指标的上升呈显著相关，即使对之进行回归模型分析，这种关系也不发生变化。

这说明，那些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被试比那些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被试更 容易感染病毒，并得更严重的疾病。

这里容易造成误解的是：人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消极的情绪状态与较低的免疫系统活动和较高的疾病易感性有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通过尽可能的减弱或压抑他们的消极情绪状态而获益。

事实上，Gross 等的研究表明，尽管压抑一个人的消极情绪状态可能有些即刻的免疫获益，但消极情绪状态的压抑或抑制会导致比这一短期获益更严重的、相反的生理和健康后果；而且，主动地压抑消极情绪状态会导致心血管系统的交感激活水平的提高，增加患冠心病的可能性。

三、“心理社会因素”与肿瘤的关系

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是两个密切相关、互为影响、难以截然分开的因素。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北京市肿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专家们研究表明，致癌物质并不是唯一的致癌危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值得重视的癌症高危因素之一。 

在一次调查中发现，81.2%的癌症病人在患病前曾遭受过负性生活事件的打击。与癌症关系比较密切的负性生活事件有：家庭成员重病、重伤，夫妻两地分居，子女管教困难，工作学习压力大，生活规律重大改变，夫妻不和，配偶死亡等。 

1、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与癌症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许多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有关，也有研究否认。

最新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与第三个变量：负性情绪的压抑或不表达有关，即低水平的焦虑和高水平的防卫。

负性情绪的压抑在癌症发展中作用是明显的，但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

2、生活事件、应付能力：

生活事件和应对能力在研究与肿瘤关系方面是密不可分，不良生活事件引起癌症的机制尚未阐明。

一般认为不良生活事件使机体产生应激，出现抑郁、忧虑、悲伤、紧张、愤怒或焦虑等负性情绪。

过度或持久的应激会导致机体内环境失衡，影响下丘脑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以及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从而降低机体的细胞免疫水平，增加肿瘤发生的几率。 

蔡礼明等通过对101例肺癌与101例良性肺部病变进行不良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肺癌发病关系研究发现，不良生活事件和消极应对方式对肺癌发生 的影响更为显著。

3、个性人格：

Temoshok等发现癌症病人具有一种明显的人格，C型人格。特征是常常控制自己，不让任何情感、情绪表现出来。 

虽然不能证明人格和行为可以致癌，但癌症病人应付模式能够影响癌症发展或缓解病程。

Cross的研究显示，肝癌患者怀疑性、忧虑性和紧张性因素得分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Geer等研究发现乳腺癌的发生与行为模式有关，这种模式表现为生活过程 中常过度压抑自己愤怒而导致此情感的异常释放。

4、应激失调与DNA修复

最近对应激失调与DNA修复关系的研究发现，情绪失调者在面对X-线情况下，其修复被损坏细胞的DNA能力降低，抑郁程度重的病人其修复能力比抑郁程度轻者低。

应激通过改变DNA的修复，对肿瘤基因有直接的作用，同时由于不能清除结构差或变异细胞，对肿瘤基因起间接的作用。

由于下丘脑-肾上腺皮质轴和自主神经系统对应激的反应都很敏感，可能有一种或几种“应激”激素会调节这些反应。

四、抑郁障碍与肿瘤进展关系的机制探索

抑郁障碍已逐渐被认为是促进肿瘤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力等应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研究恶性肿瘤患者抑郁的发生率及与肿瘤类型的关系时，结果显示，恶性肿瘤住院患者抑郁的发生率为50.6%，发生严重抑郁为12.0%；抑郁发生率超过平均发生率的肿瘤类型包括乳腺癌、胰腺癌、肝癌、女性生殖系统肿瘤、头颈部恶性肿瘤。

抑郁障碍能够诱导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尤其可导致机体细胞免疫功能损害，其机制尚不明确，可能是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持续兴奋作用，抑制T细胞，降低机体免疫功能及抗病能力。

在炎症和肿瘤发展过程中，肿瘤的侵袭前沿存在大量的炎性细胞，近年来有一群称为髓系抑制细胞（MDSC）因其独特的作用特点和机制尤其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重视。

抑郁障碍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恶性肿瘤过程中免疫功能的下降，并通过促进炎性反应推动MDSC的增殖，进一步加大免疫逃逸作用，促进肿瘤进展。

写在最后：心理因素使肿瘤发生的几率增加，这提示我们在预防癌症的工作中除了重视生物、理化因素外，还应重视心理因素对癌症发生发展的影响，另外，要求我们在治疗癌症病人的过程中，除手术、放疗、化疗外还应重视心理治疗。